农民兄弟乐队是浚县唯一一只专业摇滚乐队，也是中国第一个农民组成的乐队。2002年，蒋立炜和他的几名学生怀着对音乐的无限热爱走到了一起。
最难忘学校破旧小屋

2002年秋天，“农民兄弟”乐队初成立时，蒋立炜发现，队员们虽然非常热爱音乐，但乐理知识非常贫乏，有的空有一副好嗓子，却连音符也不认识。一切必须从零开始，于是，蒋立炜在学校找了一间小破房，让队员们利用课余时间来练习。因为基础差，可以用来练习的时间又非常少，所以他们争分夺秒疯狂练习。那时，从早上5时起床到晚上休息，他们见缝插针，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练习，每天的生活都像打仗一样紧张。
虽然乐器都是旧的，连个唱歌的话筒都没有，但队员们没有放弃，常常练得精疲力尽。每当他们把一首歌完整地练下来时，他们会非常兴奋，所有的疲惫、痛苦、烦恼、无奈都会烟消云散。“排练的日子辛苦而充实。”乐队的吉他手范永涛这样形容。
“农民兄弟”乐队的成员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渐渐地，他们已经能应付各种演出，而且还能试着谱写歌曲。蒋立炜说：“一路走到现在，让我最难忘的就是学校里那间破旧的小屋、那盏昏黄的灯光和大家热情的脸、简单的心。”
理想和亲情的冲突

由于乐队成员的家境都不是很好，从学校毕业后，大家的生活愈加艰难了。
队员们的家大都在农村，家人多无法理解他们的音乐梦想。家人认为，只有打工挣钱和结婚生子才是正经事。有些家长的抵触情绪很强烈，采取种种方式阻挠。队员们不得不承受着理想和亲情冲突的痛苦煎熬。
蒋立炜告诉记者，由于经常在外面演出，家里的很多事他都照顾不到，对家人很是歉疚。“有一次，我和乐队在山东演出，我爱人打来电话，说浚县下大雨，房子漏雨了，只好用脸盆接着，而且雨水快要漫进屋子里了，她只得用编织袋装了几袋沙土挡在门口。我爱人问我能不能早些回去，把房子漏雨的情况处理一下，可演出没有结束，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对她说抱歉。”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4年，当“农民兄弟”乐队获得首届中国星流行音乐大赛河南赛区金奖及全国优秀奖后，家人们才改变了认识，渐渐地，反对的声音消失了。
把生活的窘迫当做磨炼

对于“农民兄弟”乐队的队员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生活上的窘迫。为了使音乐之梦更好、更快地发展，“农民兄弟”乐队开始参加演出。
5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在蒋立炜的带领下开始了他们四处奔波的演艺之路。当他们拖着大箱小箱，拿着各种乐器，辗转奔波于我省各个地方时，他们的心是热的。那时，我省的演艺市场不太景气，对方给出的价位总是很低，加上人多开销大，虽然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到处奔波，却仅能维持基本生活。
无奈，作为老师的蒋立炜就从家里拿钱补贴乐队。那时，蒋立炜的爱人已经下岗了，一家三口仅靠他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家里也没有存款，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他的工资本，他总是从不多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贴补乐队。
为了省钱，炎炎夏日，“农民兄弟”乐队步行1个小时去演出；为了租一间便宜的房子排练，他们几乎找遍了浚县的大街小巷；演出一天结束后，他们经常泡方便面当晚饭；他们的生活用品都是最便宜的……
2006年，“农民兄弟”乐队去北京参加比赛，那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为了省钱，他们扛了两箱方便面。蒋立炜说：“坐上火车的时候，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想像。但同时我们也很担心，并不是担心比赛时发挥不好，而是担心买不起回来的火车票。”
“在勉强维持温饱的生活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我们艰难地跋涉着。在磨难中成长，在打击中成熟。”蒋立炜感叹。
为音乐梦想而执着

蒋立炜和他的队员们一起艰难、快乐而且认真地实现着他们的音乐梦想。蒋立炜说：“很多时候，我也想过放弃，房租交不上的时候，乐队成员不努力的时候，家人不理解的时候，现实和梦想一次次碰撞的时候……可一想到最艰难的时候我们都挺了过来，我就开始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做出个样子来！”
蒋立炜和他的队员们用心创作、用心歌唱，目前已经录制完成了《农民兄弟》、《盛放》、《走吧》、《我们的城堡》、《快乐的农夫》、《我是可爱的打工人》、《老家的十八岁》、《八月二十七》等30多首关注平民生活、健康向上的歌曲。这些歌由蒋立炜作词，乐队主唱秦献社和节奏吉他手许守超作曲。每当一首歌曲创作完成后，他们都会和乐队的另三名成员——鼓手赵燕青、主音吉他手范永涛、贝斯手刘永一起一遍遍地试唱、试听、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除了乐队的训练、演出外，作为浚县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的老师，蒋立炜还被他的学生——五指女孩郑桂桂学习钢琴的执着精神所打动。蒋立炜不仅为郑桂桂悉心辅导，还为她度身打造适合她弹奏的钢琴曲。2010年12月25日和2011年1月23日，郑桂桂两次登上央视三套《我要上春晚》的舞台。2011年2月18日，央视三套的节目主持人杨帆亲赴浚县，采访郑桂桂。“没有蒋老师三年来的悉心辅导和鼓励，我的钢琴梦想也许永远都是梦。”郑桂桂说。